中国青年报乡村看病记骆驼蓬属臭常山石栗属正鸡纳树山地糙苏Rra

中国青年报：乡村看病记

中国青年报：乡谷生茴芹村看病记

“赤脚医生”虽然工资、学历不高，但是为人好，村里大小事情，有的村干部都解决不了，医生能解决，这就是病人的信任。

“万一查出毛病怎么办？儿子要结婚，是买房子还是自己治病？”

“现在孕产妇全去大医院，乡镇医院常年不接生，基层服务能力退化。”

6个自然村，只有一个乡村医生，只能每村一天。

大岚镇1万多个村民常走的城乡公交线路，是一条看病路。

从余姚县汽车站到大岚镇卫生院，城乡公交要停59站，途经灯具厂、农家乐、矿泉水厂、塑料大棚，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三层楼的大岚镇卫生院。

公交继续走，进山上坡、下坡，停靠每个村口，人们一眼就能看到乡村卫生室——绿底白字招牌、有些斑驳的外墙，和紧闭的棕色大门。

43岁的院长姚亚强和大多数医护人员一样，清早从这座宁波市西北部的全国百强县出发，一路上山，来到院里晒着笋干的大岚镇卫生院。

沿着相反的方向，坐上这趟公交进城时，70岁的村民郭兴苗也觉得“蛮有信心的”。他经过了“只有一个医生”的村卫生室和“设备比较差”的镇卫生院，要带肝癌晚期的儿子去上海最好的大医院看病。可惜，这条路换来的是泪水。前不久，这个失去独子的父亲为儿子过了第一个忌日。

卫生院最忙碌的科室

在这栋青白色的三层小楼中，能量密度关系着动力电池的续航能力姚亚强所在的中医理疗科是唯一一个需要等待的科室。走廊里的塑料长凳没有人坐，穿着布鞋、棉袄、松垮西装的村民一团团挤坐在诊室里，大家用一次性塑料杯喝着茶，谈笑着。

走廊里贴着姚亚强的宣传海报，照片旁边用大红字写着“宁波好人榜”。楼梯转角处，一人多高的展板上印着通知：“姚医生全天限号30人。”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层层叠叠地挂着15面锦旗，实在挂不下的，索性挂到了楼下的急诊室里。

“我们找姚院长，不找别人！”有病人喊着。

三年前，出身全科的姚亚强，转行学习了一种名为“小针刀”的中医理疗技术，治疗关节痛、中风、瘫痪等。

在这个工作日的上午，姚亚强无疑是这里最繁忙的医生。牙科诊室没有患者，全科门诊大夫用听课。旁边的妇幼保健科室一片漆黑，观察室的病床似乎许久没人用过。

深蓝色的病历本一个挨一个地在桌上摆好， 刚做完治疗的姚亚强从里间出来，拿起暖壶给一只又一只杯子添水。一边看诊，一边与患者寒暄。

他轻松地叫出每个患者的名字，说出对方家里有几个儿女，和电脑里存了五六千个患者的号码，每个名字后还简单标注病症。墙边堆着两个袋子，是患者送给他的鸡蛋和干菜。

甚至有一张图片报道称，在村口的泥巴地里，狗都认识他，见他去看诊，就摇着尾巴欢快地“在前边带路”。

“我的一个科室带动了医院一半的工作量。”姚亚强说，开设中医理疗门诊前，医院的年收入仅相当于现在的三分之一，其中九成来自药品，而今，中医理疗科的服务费占到医院年利润的一半。

朱仁万从家过来，要花4小时，换5次车。因为小儿麻痹症，左腿疼得严重时，“饭都不吃，人都发热”，他去过余姚、宁波的大医院，院方建议他换股骨头，老爷子不肯，还因为“医院不让我把片子拿走”吵了一架。

疼痛难忍时，他看到电视广告称免费赠送治腿疼的“神药”，按照屏幕下方拨打了后，对方告诉他，药不要钱，送货上门只收服务费1180元。

从2014年11月起，这个腿脚不便的瘦老头儿开始找姚亚强打针。“实在熬不住了来打一次。”到现在打了70多次了，他边说边做广告般站了起来，“我以前铲地都跪着铲！”他吼道。“现在呢？站着铲？”旁人问。“还是跪着铲地！艰苦奋斗！”他喊口号般大声道。

屋子里一阵哄笑。

“镇上看病方便，出去是救命”

看诊的间隙，姚亚强打开学习针刀的群，每个周三晚上，他和同金瓜属学会在群里交流，对各自遇到的病症进行“专家会诊”。

18、件、批 [Lot, Batch] 有时候，他会帮需要转院的患者写张字条，帮忙引见相识的专家。对这里的农人而言，“镇上看病方便，出去是救命”。

郭兴苗曾发誓要救儿子的命。那是2012年，这个家住大岚镇雅庄村的老人接到了儿子从宁波打来的，体检发现，这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小伙子肝癌晚期，已经出现淋巴转移。

70岁的老父亲连夜凑了4万块钱，拖着残疾的右腿坐上公交进城，他要带儿子去上海大医院治病，而绝不去家门口那个他信不过的乡镇医院。

相比国家提供的数据：目前21个省做到了90%的大病患者不出省，75%的患者选择在本市的医院住院治疗。坐在黑漆漆的家门口，后朱村的老书记、91岁的王贞苗叉着手，发布了自己的“权威”数据：“村里人出去看病，70%去余姚人民医院，20%去宁波，也就一个两个去杭州。”

这个享受特殊照顾的“三老人员”（老党员、老革命、老干部）去过最大的医院是余姚县人民医院。那是一天夜里，老爷子突发盲肠炎，在村里当司机的儿子开车送他到大岚镇卫生院，卫生院用救护车紧急送他去县城，姚亚强一路陪着，当晚动了手术。

“人民医院看不好就不再看了，村里很多看不起病回来等死的。”村口两个村民平静地说。

郭兴苗不认命，他把儿子安顿在上海一家大医院附近的私家驿站里，其实是小区里的私人住宅，被隔成一个个十几平方米的小空间，租给远道来看病的人，每月租金80元。

他早上3点起床排队挂号，确诊后得知，儿子需要立即手术，但医院病柳叶茜草房已满，得有空床才能手术，具体时间等通知。

回忆起这些，老人眯起眼睛。坐在他身边的老兄弟悄悄站起身，默默地收起了手里的二胡。几分钟前，老兄弟俩还拉着二胡、打着拍子，乐声和掌声从木窗里飘出来。

“农村来的看病苦。”他说，他每天买菜、在公共厨房给儿子做饭，去医院急诊室过道里等消息，钱用完了就回村，挨家挨户借。

终于等到空床时，已是两个月后。

“床位都给有钱人住了”，这是等床位的病友中盛传的说法。郭兴苗深信这一点。

一旁的老兄弟接口道，他以前从屋顶掉下来摔断了脚踝，是儿子托熟人在县城医院安排的床位。“可麻醉是实习医生给麻的！根本不懂！打的位置不对，落下好多后遗症！”老人说着撸起裤腿，给看不会回弯的脚踝。

按村民的理解，看病也是攀比的硬指标。一位村民得意地说，在镇政府工作的女儿每年带4个老人去大医院体检，“钱可贵了，”但是检查全程有人陪着，不用排队，“像导游一样。”每隔一段时间，专家还亲自打来询问病情，“贵就贵在这个地方！”

听到这番话，一位与交谈过的老农民悄悄把拉到一边，有些不好意思地请求从采访本上划掉了自己的名字，“怕儿子在报纸上看见了不舒服”，丢面儿。

姚亚强在乡镇的卫生院待了20多年了，他亲历了一波波的医改，也深感农民看病难。

“越往上矛盾越多，”姚亚强很羡慕当年乡村里的赤脚医生，“虽然工资、学历不高，但是为人好，村里大小事情，有的村干部都解决不了，医生能解决，这就是病人的信任。”

大医院的窘境也在乡镇卫生院体现出来。姚亚强说，刚参加工作时，轻微的外伤、缝合都可以在卫生院进行处理，“现在不敢了，手指头受伤，又怕功能受影响，都去大医院了。”麻醉、车祸等更是不敢处理。

在大俞村，有村民指指姚亚强，悄悄对说：“我耳朵坏了，他们都缝不了。”

姚亚强也会刻意拉近与患者的距离。他把自己的号、号、号都印在名片上，摆桌上供患者取用。他会在里记下每个患者的、名字、病症。

可他又不得不承认，比起过去，这种距离是越拉越远了。

老人出院很大程度上像是“战略性放弃”

71岁的朱守芬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死亡，尽管在村民口中，他是“看不起病回家等死的人”。家门口贴着三张符，墙上用铅笔写着药方，床边的钉子上挂着在医院堇菜科拍的片子。

靠墙的铁床上，满头黑发的朱守芬盖着几条脏兮兮的被子，面朝门半躺着。屋外在下雨，屋里也湿漉漉的。他一边抱怨“最麻烦就是生病”，一边剥着花生，一把一把地丢在只露出一颗牙的嘴里。

2012年，他突然大小便不通，肚子胀得像只皮球。余姚县城医院诊断为胰腺炎，让他通知儿女，准备手术。医院给他上了导尿，用的都是进口药，一个星期花了两万块，据说手术要十多万。朱守芬硬生生签字出院了。

从出院起，他就靠自己开的方子活着。床对面发黄脱皮的墙上，用歪歪扭扭的铅笔字记着几个药方：“正天丸、分必的、治头痛 三九胃太、治胃痛涨”。

朱守芬有两个儿子，都在余姚，孙辈正值学龄，“养小的顾不了老的”，他念叨着起身，踮着脚从一个黑漆漆的壶里倒出黑漆漆的药水，抿嘴喝着：“自己顾自己，遇到毛病自己治。”

脚是前不久上山采药时，别在石缝里扭断的，去余姚医院打了石膏，缠着的绷带已经发黑。这个精气神儿十足的病人用一个方便布袋套住右脚，权当鞋穿着，一瘸一拐地，在自家院子里种救命的药材。

一根杆挺起来的，是七叶一枝花，能消炎、抗菌；墙上爬着墙三七，地里圆的是八角金盘，马鞭三七能治伤，丹参消脓肿。

在村民眼里，儿女才是最有效的医保项目。爱画国画的沈功鸿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病房里人都坐不下”。儿女们搬到了城里，老两口每年去宁波过冬。前不久回到村里，沈功鸿得知，村里有老两口相继死在家中。

“小病能医，大病等死。”村里老人语气平和，如同谈论天气，“年龄大了就挺着，儿女不管，就像原始人一样。”

有病重的老人念叨，“阎王爷怎么还不来。”沈功鸿分析，要是老两口有劳保，自己有个四五千块钱，儿子负担轻些，也愿意带着去医院。

鲁条姑也是心甘情愿签字出院的。她有一个儿子，在余姚县城打工，当年问18户人家借钱娶了媳妇。而今，11岁的孙子补课要用钱，脑溢血住院两个月后，不见起色的鲁条姑出院了。

有村民算了一笔账，遇到大病，住院一年最少要10万块钱，家人日常陪护、开销三四万，在普通的农家，一人一年的收入不过七八千元。

对于经济窘迫的农户，老人出院很大程度上像是“战略性放弃”。

姚亚强很理解这种“放弃”。每两年一次的体检，他都要费很大力气动员村民参加。“很多人会想，万一查出毛病怎么办？儿子要结婚，是买房子还是自己治病？”姚亚强说，他们索性拒绝体检，不让自己陷入这个难题里。

又一个难题摆在郭兴苗面前。因为在医院用不上一些药，这个“无能”的父亲不得不去外边的药店买来镇痛药给术后的儿子。农村合作医疗可络化要求的不短提出以报销一部分大病住院的费用，而药店买来的药不能报销，住院几个月，儿子的治疗一共用掉了30多万元。

“拆线都没拆就让出院，因为病人太多了。”郭兴苗的里存着儿子的影像。回家后，儿子又坚持了两年，2014年6月，情况恶化，去余姚人民医院住院。照片里的儿子脸部浮肿，鼻子插着管。下一张照片，是摆在鲜花中的遗像。

“我儿子又乖，又正直，”郭兴苗嘴角是笑的，眼里含着泪，“他是去年3月26日早上走的，今年应该30岁了。”

他随后低下头，不说话了。

村子里有豪华的会议室，却几乎没有乡村医生

村子正在失去更多的年轻人。一位税务系统的退休干部告诉，他所在的丘庄，“好走的都走了。”四五十岁之间的，已经不足10人，4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出去了。留下来的，大多是老人。

“小茶叶卖不上价，笋子也是，20几块100斤！”一个戴眼镜的老者抱怨道。很多大岚镇村民做花木生意，近两年，楼堂会馆建得少，花木价格也一下跌了八九成。

一个周四的下午，姚亚强背上棕色的药箱，来到村子进行“流动医院”服务。大俞村是重点开发的旅游风景区，一条用来漂流的河流纵贯全村，河上搭有木质栈道，两边排布着古色古香的江南小楼。沿途经过的另一个村落，正修着度假村，原木色的风车、水车吱吱呀呀，像童话世界一样。

接到村委会通知，头发花白的村民们开始向会议室聚集。明亮的大房间放着实木桌椅，六面一人多高的大旗分列在大屏幕两边，几盆塑料大花摆在讲台前。

姚亚强接上电脑，用方言讲伤口的处理方法、被蛇咬了怎么办、感冒的处理，PPT一页一页翻过去，有人高声谈笑。

村子里有豪华的会议室，却没有乡村医生。

半个多小时的课后，护士开始逐一给村民量血压，信息会被录入他们的电子健康档案。一个老人拿着一盒过期一年的降压药，姚亚强自豪地指了指这个老人，对说：“这个大妈听完以后拿着这个问我还能不能吃，说明这个宣传是非常有作用的！”

随后，这支队伍赶着去下一个、下下一个村子，继续这次诊疗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服务——量血压。

“只是量量血压，做做公共卫生服务，是浪费医生资源。”姚亚强说，眼下，乡镇卫生院能够处理的，是伤风感冒、胃肠炎、皮炎等普通内科疾病，产科、外科已经萎缩甚至消失。

“现在孕产妇全去大医院，小医院常年不接生，基层服务能力退化。”姚亚强说，上级对余姚市每年孕产妇死亡人数有规定，超过3个就要追究，卫生局不鼓励乡镇卫生院开设产科。

1991年，刚从余姚卫校毕业时，姚亚强从事的是产科工作。那时，乡镇卫生院都有权接生，中心卫生院甚至能够进行剖腹产和阑尾炎手术。

一位开私车拉客的女村民回忆道，自己在县城生孩子花了1000多元，亲戚在乡镇卫生院分娩只花了100多元，那时，乡镇卫生院是许多农村产妇就医的首选。

而今，“大医院产科爆满，小医院都空着。”据称，余姚市人民医院产科爆满，走廊加床已排到电梯口。和别的医生一样，姚亚强也担心，随着二孩放开，大医院产科压力会更大。另一面则是，大岚乡镇卫生院多年没有接生了，“现在医生看见产妇都害怕。”

2004年冬天，一位有流产史的高危产妇被家人用床板抬到卫生院。彼时，大岚镇卫生院是一栋破旧的厢房。全院只有一台长期闲置的X光机。

那时候，乡镇卫生院只能得到很少一部分补助，院长姚亚强不得不与药商谈判，尽量降低中间商的利润，为医院创收。每到年底，姚亚强都要去镇政府、卫生局和上级大医院“化缘”，医院的设备、医护人员的奖金、救护车甚至如今的三层小楼，都是他“讨钱”讨来的。

按规定，乡镇卫生院没有资格给高危产妇接生。大雪封山，无法转院，卫生院变压器冻坏断了电，姚亚强找来200米电线，连上计算机室的不断电系统，为抢救室的设备供电。

医护人员用炭生火取暖，举着手电筒、点上蜡烛照明，像教科书中爱迪生帮妈妈动手术一样帮产妇接生。母子平安，但那也是卫生院最后一次接生。

2009年以后，乡镇卫生院收入主要依靠政府补贴，不再有创收压力，风险较大的产科和外科开始被舍弃。

结果是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的退化。 “像一只猫，饭给喂饱了，它就不抓老鼠，晒太阳去了。要是只喂一部分，它就会自己去抓老鼠。”

姚亚强认为，科室减少的背后是医生的日益浮躁。卫生院现有7名医生，医护工作人员共计21人。从2006年起，乡镇卫生院开始实行定向招聘，聘用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医护人员。

编制成了最大的筹码。到大岚服务满5年，可以申请离开。姚亚强每天在路上花费3个多小时。绝大多数年轻医生也正经历着同样的奔波，为了孩子上学，把家安在县城，然后每天来回跑。

平均每年会有一两个医生选择离开，去城市里的街道卫生院、或者平原地区的卫生院工作。空出的编制则再次成为临时工的跳板。

姚亚强有些忿忿地说，“年轻的都想到外面去，没有能力的、老的留在这个地方，派了活儿给他们完全干不了，工资又不能少。应该打破这种体制，让人能进能出。”

实际上，这个头顶众多光环的院长已经萌生了退意。“我当了13年院长了，”姚亚强坦率地说，“也不可能当到卫生局长，到大医院也当不了院长。” 他认为自己应该靠技术吃饭。

对于名声，他有点顾虑。他也担心，没了自己的中医理疗诊室，大岚卫生院就完了。这家以前在余姚市垫底的乡镇卫生院，如今是各种学习的典型。

他的个人签名是“大岚山小针刀疗效好”，每次遇到“最美天使”、“身边的基层好医护”等评选时，他不断地用投票链接刷屏。“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票有多少啦，再投一票。”

他拟了几个题目供参考：“情系山区，心系百姓”、“金杯银杯，还有口碑”、“德艺双馨，妙手回春”。走在泥泞的山路上，他也试探着问起，“能不能发个内参，让领导看见。”

6个自然村，只有一个乡村医生，只能每村一天

在后朱、雅庄、大路下等十几个村子，几乎每村都有挂着统一绿底白字招牌的村卫生室。

“每天九十点来，中午吃了饭就走了，有急病也找不到人。卫生室里好一点的药也不多。”一位村民手一指说，300多户人就一个医生，医生家离本村十多公里。

从一个村子出来时，路边停着一辆红色电动车，一个面色黑红的中年妇女手握镰刀，正在路边挖野菜。大岚镇卫生院的司机停车和她打招呼，然后扭头告诉：“她就是村卫生室的医生。”

“乡村医生就像新鲜空气一样，每天都有觉得平常，一旦没有了，像有雾霾了，人们才意识到要珍惜。”姚亚强说，几天前，一个村卫生室医生出了车祸，颅内出血，需要住院一周，村干部打向乡镇卫生院求助，能否派一名医生顶班。

从鲁柏先家到村口的卫生室，步行不过十分钟，他偶尔也去转转。只是在这个工作日的下午，村卫生室和其他村子的一样，空无一人，一辆农用三轮车索性停在了门前。

事实上，乡村医生一直不够。按照规定，每1000人以上的村规划一个卫生室，配备一名乡村医生，人数不够的、如只有400多人的大俞，没有乡村医生。华山村包括6个自然村，只有一个乡村医生，只能每村一天，在几个村子轮流坐诊。

差不多每周一次，王贞苗和老伴儿坐一站公交去大岚镇卫生院，量血压，开些常见药。“就找姚院长，别人量不准。”他们不相信村卫生室。

对于村卫生室，雅庄村公认的聪明人鲁柏先已不在意。这个有点弯腰、表情阴郁的中年人平静地说起，自己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医院里度过。

他患有强直性脊椎炎，“药吃了一卡车”，伤了胃，差不多半个月就有一次胃出血。“出血量大，当时就晕了。”起初，他忍着头晕自己开车跑40公里，去余姚县城医院打吊针。“吊针打了几百次”，久病成医的他又就近去大岚乡镇卫生院。

姚亚强曾想培养一些乡村医生进行常见病的处理，但是“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属于非法行医”。200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规定，《条例》公布前的乡村医生，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继续在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而自条例公布之日起，进入村医疗卫生机构从事预防、保健和医疗服务的人员，应当具备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协和医院也考这些题目，我们乡下这么小的医院也考这些题，好多病我们听都没听过，小医院考不出执业医师啊！”

目前大岚镇的乡村医生，最年长的73岁，60岁以下的只有两人。除了一人90年代初期毕业于乡村医生班，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其他都是六七十年代生产队的“赤脚医生”。

大岚镇下属14个村，村民12671人，只有10个乡村医生，姚亚强说，自己在大岚工作的13年间，乡村医生一个都没有增加，反而有3人死亡。“老一辈的赤脚医生快要死光了，再过5年，年龄结构只会更不对等！”

在姚亚强看来，要么进行分类考核，根据实际情况，增设乡村医生证。要么把乡村医生列入编制，给予合适的工资待遇，吸引城里的卫校毕业生到乡村来。眼下，乡村医生没有编制，年收入只有约5万元，“这是规定出了问题！不修改的话，乡村医生永远都不可能增加！”

“关键是没有领导愿意挑担！”姚亚强说，医疗资源下沉从根本上来看是不现实的。“大医院专科强，我们没设备没药，让大医院的医生下到乡镇就是种浪费，应该普及乡村医生，让更多的常见病在基层解决。”

而被强直性脊椎炎折磨多年的鲁纪云已经放弃了治疗。午后的阳光柔和地洒在身上，这个村里少有的年轻人直挺挺地坐着，身子与竹椅组成了直角三角形。“我的脊柱已经成了一根棍子了，你们正常人的像竹子一样是一节一节的。”他半张着嘴说。

他去过宁波最大的公立医院，也找过乡下的卫生院，十几年里，每次听说有北京专家来宁波，夫妻俩都坐车赶着去看。

而今，鲁纪云和许多村民一样，停药“维持”。“村里人就是这样，有90块钱要存100块，过后再还给别人10块。有病也舍不得去看。”姚亚强说。

爱画画、家里贴着国家领导人头像的沈功鸿有自己的奇特逻辑： “大岚这块儿等死的人多，如果都这样不看病，全靠国家补贴医生，国家的负担太重了。”

郭兴苗开始信命，他眯起眼忍住泪水，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就是儿子命运不好。”他一遍又一遍地请呼吁用人单位按时给员工体检，“我的儿子没有了，还有很多别人的孩子在外打工。”

只是腿脚不好的他很少坐公交进城了。他有些气愤地说起，自己是三级残疾，不享受任何优待，只有在城市里坐公交不要钱，偏偏门前这趟，是趟不伦不类的城乡公交。儿子走后，这趟连接乡村和县城的公交，也不再承载这个父亲的希望了。